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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子午鼎铭
河南淅川下寺出土的王子午鼎是春秋中期器物。作器者为楚令尹王子午(字子庚)。此鼎纹饰极其华美,多用浮雕、立雕技法,是当时楚器的新风尚。器铭14行,共84字,盖上另有铭文4字。这体现了春秋中期,南方青铜器文字开始装饰化。青铜器上的铭文或称金文、钟鼎文。与后来的籀文、小篆属于同一文字体系。为篆书之源。青铜器铭文是在铸造器物过程刻写、铸造出来的,具有一种特有的浑厚、凝重的审美效果。从书法艺术角度看,这一时期的青铜器铭文表现出两种相反的艺术倾向:一方面是比以往更加注重用笔的轻重、起落变化和结体的避就,衬托呼应,表现了书法艺术的进一步成熟;而加一方面则是过分地追求装饰性,出现了鸟虫篆、蝌蚪书。鸟虫篆流行干楚、吴、起等地区,如(吴)王子于戈铭、禁王璋戈铭等,笔划缪屈增繁,局部作鸟的形态。楚王肯盘笔划细长,起住笔和转折处增肥如滴水之形,后世称之为“蚊脚书”。王子午鼎铭就是这类铭文中典型的例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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虢季子白盘铭
盘为古代盥器。《礼记·内则》:"进盥,少者奉盘,长者奉水,请沃盥,盥卒授巾。"盘与匜(Yi)配合使用,流行于西周至战国时期。盘的作用与现代的脸盆相近,匜则象一只瓢。贵族行礼仪时,往往用匜浇水洗手,用盘承之。铜盘最早见于商代。虢季子白盘铸于周宣王时期,与散氏盘、毛公鼎并称西周三大青铜器。盘形制奇特,似一大浴缸,为圆角长方形,四曲尺形足,口大底小,略呈放射形,使器物避免了粗笨感。四壁各有两只衔环兽首耳,口沿饰一圈窃曲纹,下为波带纹。盘内底部有铭文111字,讲述虢国的子白奉命出战,荣立战功,周王为其设宴庆功,并赐弓马之物,虢季子白因而作盘以为纪念。铭文语言洗练,字体端庄,是金文中的书家法本。虢季子白盘是青铜器中的瑰宝,其流传极富传奇色彩。此盘自道光年间出土后曾被当地农人用以喂马,后县令以数钱据为己有。几经动荡,此盘被刘铭传觅得,极为珍惜。在其后几十年内,凯觎此盘者不乏其人,刘氏后人将盘重埋地下,远避他乡。解放后,刘肃将此盘掘出献给国家。自此,虢季子白盘才得以重放异彩,供世人欣赏。虢季子白盘是西周宣王时期青铜礼器。传清道光时期陕西宝鸡川司出土,为西周著名重器。虢季子白盘内底部有铭文八行字。长篇铭文不仅有史料价值,也是先秦书法代表作。其书法颇具新意,用笔谨饬,圆转周到,一笔不苟甚有情致。这派圆转书风对后世影响深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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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量诏版文
秦量诏版,青铜制。刻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度量衡诏书,有的刻秦二世元年同类诏书,或二诏合刻。秦诏版是无论在史学还是书法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。秦始皇统一中国,李斯为丞相,进行了统一全国文字的工作,变大篆为小篆,结束了“文字异形”的状况。相传,李斯手书了秦代金石刻文,金刻有权量诏版,石刻有峄山泰山、郎琊山、之罘、碣石、会稽六处刻石。诏版为自由体,主要是为了实用,写法草率,笔划方正,行款错落,该诏版文笔划方折是因为刀刻所致。文字仍属篆书范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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侯马盟书
1965年山西侯马晋国遗址出土了大量盟誓辞文玉石片,称为“侯马盟书”,又称“载书”,共有5000余件,每件玉片大小不一,磨琢精致,用毛笔书写,字迹与春秋晚期的铜器铭文相似,大部分是朱红色,也有小部分是黑色的,比较清晰。因为玉片大小不一,字数也有多有少,多的达200左右,少的只有十余字。侯马盟书是春秋晚期晋国赵鞅与卿大夫订立的文字条约,要求参加盟誓的人都效忠盟主,一致诛讨已被驱逐在外的敌对势力,不再扩充奴隶、土地、财产,不与敌人来往。盟书的发现,对研究中国古代盟誓制度和文字,研究晋国历史,以及中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情况有重大意义。盟书笔锋清丽,其书法犀利简率,提按有致,舒展而有韵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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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克鼎铭
大克鼎为西周孝王时期器物。1890年陕西省扶风县出土,同时出土的还有鼎、钟等器。此鼎铭文洋洋洒洒,无论在布局书写上、还是铸造效果上都十分精美,字体大小统一不失灵动,圆润古拙不失劲健,呈出一种舒展,端雅的风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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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盂鼎铭
大盂鼎铭文内壁有铭文二百九十一字,大篆结体谨严,雄壮凝练,圆润遒劲,通篇铭文气》韵生动,疏密相同,让人叹为观止。开《张迁碑》、《龙门造像》之先河。以书法成就而言,大盂鼎在成康时代当据首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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阳陵虎符铭
虎符是古代皇帝调兵遣将用的兵符,用青铜或者黄金做成伏虎形状的令牌,劈为两半,其中一半交给将帅,另一半由皇帝保存,只有两个虎符同时使用,才可以调兵遣将。考古学家发现过得最早的虎符是秦惠君的杜虎符,汉以后的虎符设计上又有了变化,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阳陵虎符,这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颁发给阳陵驻守将领的虎符,出土于山东枣庄,上有错金铭文“甲兵之符,右在皇帝,左在阳陵”。因为虎符是发兵之物,贵在谨慎严密,所以虎符多做得短小而易于藏匿,不易被人发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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哀成叔鼎铭
甲骨文是龟甲、兽骨文字的简称,全称“龟甲兽骨文字”,也称“龟甲文”、“卜辞”、“占卜文字”、“契文”、“殷契”等。是青铜时代(约公元前1339-1281年)殷商刻在龟甲、兽骨、人骨上记载占卜、祭祀等活动的文字,是目前发现最早的成熟文字。十九世纪末,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小屯,史称“殷墟”。甲骨文已具备了中国书法用笔、结字、章法三个基本要素,形成了庄重、肃穆的书风,是一种最古而造极的书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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袁安碑-1
《袁安碑》以小篆入碑,字数之多、艺术水平之高在东汉碑刻中极为少见。中国的文字在秦汉时期经历了一次重大转变。这一转变对汉代的篆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随着隶书在社会上的广泛使用,促使篆书从战国晚期开始逐步向简便易写的隶书过渡,到汉代时,隶书成为正式的通行文字。而篆书的使用只是在一些庄重或者需要加以装饰美化的场合之中,此时篆书从实用性的一线向艺术性的一线演变,在这一演变过程中,《袁安碑》呈现出了汉篆的独特风貌和艺术价值。《袁安碑》在构形上与小篆基本相同,故在文字学上仍属小篆系统。由于篆书在汉代已逐渐退出社会通行文字的领域而以隶书代之,因而《袁安碑》在体态上和笔势上带有隶意,用笔不像秦篆那样严谨匀齐。《袁安碑》有些笔画的写法已打破了小篆常规,原先应两笔接搭为一圆匀整体之外,这里明确分笔书写,此是受隶书影响所致。另如『二』、『五』、『三』等字下部横画收笔一端向下伸展一段,为汉篆中新法,秦篆中未见。《袁安碑》继承了秦篆风格且有所发展,字体结构通婉流畅,笔画圆劲遒美,实为汉篆不可多得之珍品。关于此碑的书法特色可以用圆劲、委婉、宽博六字来概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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袁安碑-2
《袁安碑》以小篆入碑,字数之多、艺术水平之高在东汉碑刻中极为少见。中国的文字在秦汉时期经历了一次重大转变。这一转变对汉代的篆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随着隶书在社会上的广泛使用,促使篆书从战国晚期开始逐步向简便易写的隶书过渡,到汉代时,隶书成为正式的通行文字。而篆书的使用只是在一些庄重或者需要加以装饰美化的场合之中,此时篆书从实用性的一线向艺术性的一线演变,在这一演变过程中,《袁安碑》呈现出了汉篆的独特风貌和艺术价值。《袁安碑》在构形上与小篆基本相同,故在文字学上仍属小篆系统。由于篆书在汉代已逐渐退出社会通行文字的领域而以隶书代之,因而《袁安碑》在体态上和笔势上带有隶意,用笔不像秦篆那样严谨匀齐。《袁安碑》有些笔画的写法已打破了小篆常规,原先应两笔接搭为一圆匀整体之外,这里明确分笔书写,此是受隶书影响所致。另如『二』、『五』、『三』等字下部横画收笔一端向下伸展一段,为汉篆中新法,秦篆中未见。《袁安碑》继承了秦篆风格且有所发展,字体结构通婉流畅,笔画圆劲遒美,实为汉篆不可多得之珍品。关于此碑的书法特色可以用圆劲、委婉、宽博六字来概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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